国家KPI要从GDP转向重大科技

      站在2017年的跟前，展望未来经济，展望未来经济蓝图背景下的科技命题，我们最想谈的是什么？

　　当强势美元周期遇到特朗普，美元指数越过103的十四年高点。美国经济稳健趋强，欧洲经济有触底迹象，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却显得前途晦暗不明——这时候，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再次鹊起，不足为奇。

　　曹德旺的一席采访，又引发一轮新的讨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必然提升的情况下，如果大量外迁怎么办？仅仅靠所谓的降税就能解决问题吗？——毕竟降低增值税就必须提升消费税和资本税，否则嗷嗷待哺的教育、医疗、基建投资资金又从何而来？

　　站在全球比较的视角、历史发展的视角、宏观审视的视角来看待科技命题、看待制造业命题才会有更加清晰的脉络。

　　半渡而击：似曾相识的“中等收入陷阱”？

　　强势美元正在发起一轮半渡而击。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所谓中等收入是人均GNI在4126-12735美元，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GNI与GDP非常接近，所以可以按GDP替代。2015年，中国修正前人均GDP7990美元，按照新统计规则修订后的数字为人均8028美元，位居全球76位，逼近中等收入陷阱的均值，但是根据世行划分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

　　这时候，强势美元来了，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导致中国的美元GDP增速大幅减缓，预计2016年的美元GDP增速在0-1%之间。这并不能简单归咎于货币战争，但是，客观上对中国GDP总量追赶美国形成了“半渡而击”。

　　似曾相识？没错，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欧洲的俄罗斯、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无一例外都被一道隐形的墙阻隔在发达国家之外。

　　此前，中国身处经济高增长、人民币升值区间，在谈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难有切身之痛，今天，狼真的来了！

　　此花非彼花：更值得期待的中国

　　此花非彼花，我们绝对不会陷入拉美式、东南亚式、资源诅咒式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会陷入巴西、阿根廷式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没有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去工业化，也没有设置重重贸易壁垒来保护温室里的花朵，更没有更迭不居的政局变动。

　　中国不会陷入墨西哥、土耳其、马来西亚式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不会甘于只做代工者和产业链下游，而是在一些产业已经不断上溯、形成核心竞争力，更不会依靠越境的打工者寄回美元维系生活水平。

　　中国也不会陷入俄罗斯式中等收入陷阱，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制度转轨失败，地缘政治上缺少纵深，以至于没有太多腾挪空间。某种程度上，中国也没有资格，毕竟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土地、石油、天然气和木材。

　　中国的发展历史，不是其他人的简单重复。

　　翻越悬崖：这才是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是它们，但是却要面对它们类似的问题，我们必然要正视“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挑战。

　　预计2016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货币贬值更甚人口达到1.25亿的墨西哥、人口1700多万的哈萨克斯坦，逼近超过2亿人口的巴西；接下来，在“十三五”后4年中如果以6.5%的美元增速发展，总量增加30%，到2020年将达到大约10300-10400美元之间，有望依次超过人均GDP处于8000-10000美元区间人口1.45亿的俄罗斯、7600万人口的土耳其，与30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2000万人口的罗马尼亚相当，4年内最少要超过3亿人、乐观可以超过近6亿人。

　　但是，也将来到一个“空气稀薄区”。以2015年数字为例，马来西亚人均GDP9557美金，位居全球61位，阿根廷人均13589美元，位居全球51位，捷克人均17257美元，位居40位——从这组数字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中等偏上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过渡区域，也是一个人口非常稀少、国家数量非常稀少的区域，排名相距20位、总人数不到1亿、GDP跨度却有8000美金。

　　换言之，中国在2020年之后，经济增速本来要减速的情况下，要想超过几个主要国家却要让经济增长80%，这将是一段空气稀薄的、陡峭的“峭壁”。工业革命后，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未曾翻越这个鲫鱼背样的悬崖，仅亚洲四小龙、以色列、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寥寥十余个而已，而且处于欧洲边缘的斯洛文尼亚、捷克等本来基础就很好，只是顺势而为。

　　不一样的理由，一样的挑战，陷阱即悬崖。

　　13亿科技新住民的新思维

　　全球发达国家的人数10亿余，不足11亿，处于悬崖区的总人数不足1亿，中国要从悬崖区迈进发达国家区域意味着新增13.7亿的人口，这是多么大的全球性事件？！其难度亦可想而知。

　　不妨打一个比方，如果互换一下角色，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把美、日、欧所有的高科技企业都掌控在手，才能做到？虽然这种算法显得粗暴，但是，这种形象化的比喻确实让我们能够看到路径的困厄险阻。

　　想明白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从长期目标看：货币刺激是做不到的，财政政策也是做不到的；房地产是做不到的，金融过度扩张更是危险的；继续生产更多水泥钢铁也是做不到的，甚至就算解决机床、发动机的出口替代也是作用微小的——因为其增加值放在日本如果带来1万美金的人均价值的话，放在中国只能带来1000美金。

　　在经济学上，一方面要继续稳步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却需要更加长远的战略布局、需要新思维。作为科技立国新住民，作为志于发达国家、希望实现复兴的中国而言，如何从10000美元再翻一番是今天就必须要思考的，而不是只立足8000美金去想增长6.5%的问题，更不用说，很多短期刺激可能有悖于长期目标了。

　　这是我们要立即停止无效的货币刺激的理由，这是我们要尽快停止高污染、已过剩产业盲目扩张的理由，这是我们审慎有区别地对待财政刺激的理由，这是我们大力发展基础科研创新的理由，这是我们要把主要额外投入放在教育的理由。

　　亟待科技全方位的进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在今天的中国，近乎是唯一生产力。

　　要素供给方面，不管是人力成本的上升、人口红利的尾声，资源的匮乏都是中国必须直面的问题。人力成本意味着工资的增加，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和阶段结果，人口数量红利的见顶和质量红利的边际收益递减也是必须要接受的现实；而资源约束是我们的国情，石油等资源依靠进口，煤炭的污染难以回避，所以我们的电力成本、天然气成本比美国高是正常的事情，中国的36%-37%宏观总税负位居全球中等水平，也不能背起所有的锅。

　　这时候，唯一最大的依靠就是科技进步，而且是基础科研上的重大进步。

　　因为，假设微软、谷歌、IBM等美国十大IT企业都是中国的，我们能提高多少人均GDP呢？最多只能相当于这些企业对美国贡献的四分之一。以IBM大约900亿美金的产值计算，其增加值大约600亿美金计，如果一半留在国内的话，产生的产业链总体价值5倍计算则为1500亿美金，10个IBM也不过让中国GDP提升15%；这需要中国在大飞机、医药等弱势领域再创造10个IBM规模的企业才能实现2020年达到人均1万亿美金的水平！况且这种假定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但是足以说明近14亿人的进步何其困难。

　　这说明，我们缺少的不是几个IBM，而是全方位的科技进步；需要模仿式跟随式进步，更需要跨越式创新。

　　十年树木，为升维科技而战

　　由上可见，未来几年，中国通过产业升级能够实现从8000美金到1万美金的升级，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2020年之后如果通过10年的时间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今天捷克，甚至台湾的水平，应该是一件极为困难的挑战了。

　　十年树木，基础科技是中国未来之树木，唯有基础科技的突破在能够带来生产力十倍速的提升，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将决定中国未来的方向，也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悬崖的重中之重，无论采取任何方法、投入多大气力都不为过。

　　基础科技能力需要升维，需要引领下一波浪潮。

　　正像任正非对华为的要求一样，应该以十倍当量的炸药炸开技术壁垒的城墙——不仅仅是欧美的瓦森堡协议，更是未来科技的城墙。科研不能一蹴而就，要作为系统的复杂工程对待，不断营造更好的生态促进树木的生长。

　　国家第一KPI要从GDP转向重大科技

　　建国30年，安全和统一始终是国家使命的第一主轴，发展时而并行、时而退位；改革开放30年，GDP为核心的发展始终是第一主轴，从未动摇；今天，在第三个三十年的起步阶段，在“十三五”的第二年伊始，我们要意识到有些东西要改变了，国家KPI要转变了！

　　6.5%，还是6.6%，还是6.4%？到今天，这不再是一个真问题。中国必须要保障一定的经济增速，才能保障就业，才能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所导致的各种失能和冲击，但是，GDP真的不再是核心问题，而是参考指标，不触及宽尺度的下限无需干预。而应该更关注KPI——那些需要重新定义的关键中观指标——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科技的储备，下一波浪潮的储备。

　　国家第一KPI的转挡势在必行，未来4年可以视为并行过渡期，但是，大船现在就要明确转头了。此时，制造业的成本也好、市场制度的优化也好、人口红利的终结也好……无一例外都应该以科技这个主轴重新梳理，而不要陷入缺乏方向感的枝节讨论，不断兜圈子、走弯路。最近的中央经济会议、《“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所透露出的信号，让人欣慰，有拨乱反正的思考，也希望是廓清未来的起点。

　　当我们站在2017年跟前，我们思考的应该是未来30年，才能走好最近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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