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逆向调节 稳增长力度将加大

        2019年1月4日，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联合金融市场业务中心在北京召开“2019年宏观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发布会”。报告认为，由于内外需求同时减弱，宏观政策对经济运行的作用将从2018年的适度抑控转为2019年的支撑和托底。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上半年。随着宏观政策效果显现，下半年经济运行将趋好转。

　　2019年全年GDP增速可能在6.3%左右

　　由于内外需求同时减弱，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大。随着宏观政策效果显现，全年经济增速可能前低后稳。具体而言，在外需方面，由于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政策环境不确定，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导致外需走弱压力加大。在消费方面，有三方面因素制约导致增长稳中略缓。一是近年来居民按揭贷款快速增长导致居民部门杠杆水平上升，抑制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形成挤出效应。二是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需求仍将受到基数及政策的抑制。商品房销售放缓对后续装潢、家具、家电等消费带来的影响将在2019年集中体现。随着车辆保有量上升，汽车消费高增长时期已过，汽车类消费已经持续负增长，2019年仍将在低位徘徊。三是股票市场调整和理财产品收益率下降将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不利于消费增长。预计2019年消费增速可能在8.7%左右。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宏观政策已经开始逆向调节，且力度不断加大。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报告发布现场说道，宏观政策对经济运行的作用将从2018年的适度抑控转为2019年的支撑托底，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上半年。随着宏观政策效果显现，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将趋好转。

　　从长期来看我国基本面是好的，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在不断改善。2019年依然存在和可能出现六方面积极因素。一是外部压力可能减小。发达经济体政策溢出效应也将在美联储加息进入尾声后减弱。二是政策偏松调节有助于经济增长。2019年经济工作将从优化提升供给端、扩大增强需求端、扎实推进区域协调、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展开，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三是产业出清带来高质量发展动力。过去几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逐渐取得成效，部分行业已经出现恢复性增长。四是技术创新带来新兴产业崛起。我国科技研发能力逐渐增强，越来越多领域逐渐接近或达到全球前列。科创板有望成为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五是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产业联动效应。经济带状发展、城市群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将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促进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发展。六是推动改革走深走实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为此，不应对2019年经济运行过度悲观。

　　2019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滞胀”风险。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问题，而是需求放缓过快的问题。2019年整体物价不会大幅上涨。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并不具备形成“高通胀”的条件，所以经济中不存在“胀”的风险，但是经济存在下行压力。

　　2019年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的影响有所减弱。脱实向虚的表外融资经过2018年的连续负增长已经得到大规模调整。随着财政逐渐发力和货币政策引导，企业部门融资可得性将逐步改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也将逐渐增强。预计2019年末信贷增速同比将升至13.5%-14.0%区间，而社融中表外融资负增长将逐渐收窄并出现反弹。2018年三季度以来，随着货币政策偏松调节，社融结构数据已经反映出表外融资2018年下半年的负增长要弱于2018年上半年。2019年大概率会延续当前的态势。一是新规实施已经数月，大量不合规表外融资已到期不再续作，表外融资收缩对于社融结构的影响也将逐渐削弱。二是表外业务的收缩已经制约到一些资信等级较低的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了其经营压力。监管部门也逐渐意识到表外融资作为重要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表内融资定价与企业信用风险高企之间的矛盾。三是直接融资仍存改善空间，但短期内企业债融资出现快速明显改善的可能性较小，直接融资市场规模的改善可能贯穿2019年全年。四是信贷增速的反弹也会推动社融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综合预计，2019年社融增速可能达到12%，全年社融增量在22.5万亿左右。

　　国际收支趋向平衡，人民币贬值压力减轻。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美国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美联储本轮加息可能接近尾声。在此背景下，我国经常账户可能录得小幅逆差，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有望保持总体稳定。随着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明显收窄甚至出现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也可能收窄，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逐渐下降并趋向基本平衡。中国经济对外资吸引力依然较强，直接投资将保持一定规模顺差。主要受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加快对外开放的影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有望保持净流入，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其有一定影响。在美联储继续小幅加息、国内货币政策稳健、国际收支顺差收窄和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

　　2019年宏观政策更加积极，稳增长力度将加大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2019年将切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提振市场信心，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预计财政赤字率可能从2018年的2.6%调升至3%，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在增加财政赤字额度的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资金，金融机构财政存款余额超过5万亿元。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建和补短板薄弱领域，对重点投资项目要求保障项目资金需求。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约束下，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将大幅增长，2018年安排1.35万亿元，2019年在2万亿左右，将带动基建投资增长加快。国家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2019年减税将达1.5万亿左右，减轻市场主体税负，激发经济增长活力。2019年将推进结构性减税，加大财税优惠和税收返还力度，大幅度降低零售业、中小微生产企业的整体税负。推进增值税改革，下调增值税税率，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支出、科技创新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优惠，还可能探讨企业所得税率的下调。未来将加快个税起征点改革和扩大抵扣项目落地实施，降低工薪阶层税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2019年货币政策将以“稳货币、增信用”的方式去配合“宽财政、促投资”。2019年存准率仍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但幅度和频率会小于2018年。存准率继续下调的理由，一是经济仍有下行压力，需要金融加大力度给予支持，尤其是在非信贷融资推进存在一定瓶颈的情况下，信贷适度加快投放步伐可能性较大，这就需要银行负债端保持良好的状态。二是2019年外汇占款可能处在较低水平，因此需要通过存准率的下降来适度增加市场流动性。但为了避免“大水漫灌”，在流动性已基本达成合理充裕的条件下，存准率不可能持续大幅下调。在美联储2019年仍有可能加息1-2次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性依然有可能承受压力，此时降息则有可能增大这种压力。从中美利差看，一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倒挂，即使不降息，其他利率也可能走向倒挂。若再降息则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相应的压力。而国内融资成本的下降可以采取的举措不少，包括定向降准，增加低成本的信贷，在保持市场流动性同时降低市场利率水平等等。

　　未来央行可能继续运用各种工具引导流动性的流向配置和期限配置等，并将常规政策工具与结构性流动性管理工具相组合。“定向松动”应该是2019年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的操作方向，定向降准+货币市场工具调整将是基本的工具组合。流动性管理工具更加灵活，监管弹性将进一步增强。2018年央行已经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结构性流动性管理工具使用中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组合。未来在稳健货币政策框架下，央行可能进一步提升组合型政策工具对于市场的传导效率，从流量、流向以及期限等多个维度有效进行“滴灌”，防止“大水漫灌”。2019年，当出现流动性偏紧状况时，央行可能会采取类似降准置换MLF的方法实施流动性定向支持。同时，央行等相关监管部门可能进一步将涉及相关行业的监管指标弹性“定向增强”，以配合定向支持的政策导向。

　　房地产政策可能适度结构化调整。2019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坚持“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原则，但在行业内外部需求因素的影响下，调控政策可能适度结构性调整。一、二线和三、四线、供给端和需求端将呈差异化，各地可能自下而上局部进行调整。一、二线城市以保障刚需和置换型改善需求为重点；三、四线城市区别对待棚改安置，对已完成去库存的地区取消或减少货币化安置。房贷利率有见顶回调之势，部分城市的银行可能小幅下调个人按揭贷款利率，加快放款速度。主要提供刚需住房的房企，资金紧张的局面可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就长效机制来看，住房租赁供给格局将随着国资房企在建项目集中入市而发生显著变化，国资房企也有望提供更稳妥的运营方案；预售制度改革或是长期方向，但短期可能暂缓；房地产税可能在立法层面取得进展，初步出台的方案可能相对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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