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火了！刘功润：基建并不天然解决经济问题

        第一季度在新冠疫情的严重制肘下即将过去，从各方反馈看，经济数据意料之中不容乐观。如果说，此前是不惜一切代价（特别是经济代价）严控疫情，那么随着疫情拐点逐渐显现，刺激疫情后期经济增长则成为现实而紧要的任务。从时间维度看，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有效天数大为缩水，错过的机会已不可逆地错过（如春节假期消费行情等），即便疫情结束，受心理安全预期影响，娱乐、餐饮、会展经济等也难以在短期恢复。

        在传统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今年服务性消费难以弥补，靠消费拉动的可能性不大；出口方面受中美贸易持续摩擦并叠加全球疫情不利环境影响，也难有强劲的表现；因此，投资拉动经济的重要性受到广泛重视。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盛松成教授在《经济参考报》撰文分析认为，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综合考虑投资、消费、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投资将在我国今年经济增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进一步指出“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支持下，预计今年基建投资增速将明显回升”。诚如斯言，经济下行期，基建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利器，近期基建投资的机会也成为了整个投资圈热议的话题。

        基建投资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原因有诸多方面。比如其对制造业全产业链具有明显拉动和刺激作用，是疫后稳经济、稳就业的重要手段；疫情暴露了部分城市既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补短板需求增强；新增专项债发行大幅提前且规模显著增长，其投向基建比例超60%。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更积极货币财政政策可期，且2020全面建设小康有底线要求，将助推基建提速。随着支持政策的不断出台，预计基建投资增速将稳步回升，2020年有望回升到7%甚至9%。基建投资的重要性已是共识，问题在于怎么科学推进，“一股脑儿”上项目肯定不行，“新瓶装旧酒”式走粗放式的烧钱模式也不可取。要言之，应避免基建投资粗暴拉动，要在“远”、“实”、“新”上做文章。

        着眼长远，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定力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房地产调控、金融去杠杆、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持续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应从长计议基建投资项目，更加注重投资效率，防范风险，追求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增长。截至3月1日的数据显示，有13个省市区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总清单计划投资额近34万亿元，共涉及上万个项目。消息甫一发出即振奋了整个投资圈，但也引发了诸多冷静人士的隐忧——这样的强刺激会不会是“4万亿”的另一种翻版？建筑类基建项目会不会冲击楼市调控效力？会不会导致物价不稳、通货膨胀？等等。

        首当其冲迎来警告的是楼市。日前，河南省驻马店因出台“放松调控”的房地产政策（降低首付比例并推广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业务）而被紧急约谈，要求坚持“房住不炒”，落实主体责任。等于及时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稳经济不能以放松调控底线为代价，房住不炒依然是重中之重。

        应该意识到，基建并不天然是解决经济问题、促进GDP增长的良方，只有在契合长远发展需要的基础上谋篇布局，才不至于“寅吃卯粮”、“先发展后治理”甚至成为贻误经济发展的“瞎折腾”。结合这次疫情来看，医疗相关的基础建设包括疾病防控设备、技术、供应链及人才体系都暴露出软肋，必须要加强这类民生保障基建，否则未来还可能重蹈覆辙。另外，从“补”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短板”的长远角度，农村的基础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方面仍值得国家倾注大量的基建投资。

        关键还在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长远向好的趋势要抱有信心。疫情只是短期冲击中国经济，不足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应警惕借对冲疫情影响的救急之需而打乱整体经济发展思路。今年国家制定“5%-6%”的年度GDP增长目标，是在充分考虑到一些突发因素之后设计的发展区间，事实上也预留了较大的政策回旋空间，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里，通过政策有效供给完全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因此，特别要保持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韧劲、定力和决心。

        务实推进，摒弃投机心态

       具体分析2020年各省市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会发现，总投资额34万亿并不是年内的花费，而是自今年起开始的所有项目总花费，包括前一年已经开工需要继续建设的、今年计划开工建设的、甚至处于备案审批阶段的项目总规模，有的基建项目周期长，平均下来一年花费并不算多。例如河南省2020年列出了3.3万亿的重点投资项目，但2020年内完成的投资计划只有8372亿，只有总规模的1/4左右。因此，要对今年基建投资计划有清醒的认知，进而因地制宜、务实推进每一个基建项目。

        受疫情影响，顺利推进每一项基建实属不易。从事基建投资的企业，同时面临在建项目停工、项目投融资滞后等多重问题；建筑企业工期受到极大冲击，复工复产后依然面临建筑劳务工人缺乏、地区性原料短缺的问题；生产建筑材料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疫情之后可能要面对原材料、人工费用的涨幅，在已经签订固定供货价格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利润倒挂的现象。从根本上讲，首先要保障基建上下游链条上众多的企业一起挺过去、活下去，在此基础上，才能谈整个行业的良性运转，以及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近几次国家高层领导会议一再明确提出，要“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核心在投资的“有效”性，即是要综合考量投资的收益和风险问题：一方面需要基建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要谨防基建背后的债务金融风险。

        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审视。改革开放初期，“要想富先修路”的中国基建成功给很多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基建项目=GDP”，认为只要基建动工就必然能给当地带来经济增长。但是，近年来很多三四线城市在这个观念上吃了亏，频频曝光的“鬼城”和一些无人问津的观光旅游项目，以残酷的现实纠偏了人们的“天真”想法，大家开始量力而行，不再跟风炒作盲目“投机”。如果以“投机”心态搞基建，势必违背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也势必事与愿违拖累经济发展。比如，贵州独山县大量举债修建的“天下第一水司楼”，不料成了“烂尾楼”，让政府债务不堪重负，地方经济雪上加霜。

        任何投资，都要考虑回报率，基建亦不例外。如今基建环境已不同往日，投资回报率也出现明显下滑。毕竟，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接近完成，就连身处大山之中的贵州已经全部通了高速公路，作为南方边陲的广西高铁总里程一度超过广东，作为旅游重镇但交通不畅的云南已有15座民用机场，社会紧缺的基建短板不复存在，而新一轮基建侧重的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投资回报率明显不及东部沿海。未来，传统基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有限，“新基建”的广阔蓝海值得大力拓展。

        发力“新基建”，助推数字经济

        “新基建”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相对传统基建而言的。所谓传统基建，是以铁路、公路、水利和市政管网为代表，以钢铁、水泥为主体的投资建设。首次提出“新基建”概念的，是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新基建”主要是指与高技术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需要基建发力，但囿于融资端约束及长远规划的节奏控制，今年的基建机会更多应该在结构层面，尤其是关注政策倾斜的“新基建”领域。在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决策层强调，要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要加快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短短的一句话，让“新基建”再度成为热词。

       “新基建”关键在“新”。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先生最近连续发文，呼吁加速启动“新”一轮基建，他强调是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并把未来“新”一轮基建概括为四“新”，即新地区（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城市群）、新主体（民间资本）、新方式（PPP模式）、新领域（新型基建）。概而言之，“新”一轮基建就是要在新的市场空间，吸纳跟多的主体以更灵活的方式，致力于发展新经济新产业。

        当前，“新基建”正处在快速增长的蓝海阶段。单以最典型的5G为例，据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公布的数据，5G的基站数量预计是4G的1.5-2倍，而2018年底时全国3G/4G基站数约490万，因此5G基站建设可能会超过700万个。与之相关的，目前大量手机用户仍然使用4G信号，未来5G技术及相应的手机市场有着巨大空间。

        “新基建”被看好有其偶然性，更在于其必然性。偶然性在于，疫情时期催生出城市智慧管理技术和平台应用，比如智慧城市融合项目及交通领域大数据应用融合等项目，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产业数字化等巨大需求，促使不少传统产业加大对数字化进程的支持和投入，积极推进新技术的产业发展。


        必然性在于，未来的中国经济必然持续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疫情之后的政策重点将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数字经济将成为拉动后疫情经济发展的“优选项”（笔者曾专文分析，祥见2020年3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新基建”事实上构建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平台，迎合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5G、AI、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应用，“新基建”成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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