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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至65%以下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3-09-17成为付费会员|欢迎免费试用
在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 国家明确提出要制定国家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

  “我国煤炭消费的总量、分布、结构及技术水平等因素均对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势在必行,建议应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基础上尽快进一步明确未来中长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路线图和控制技术方法。”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杨金田对本报记者解释。

  杨金田提出,从控制模式上看,近期建议采取区域控制与行业控制相结合的控制模式,中长期应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需求,将国家总量控制提上议事日程。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势在必行

  《21世纪》:您如何综合评估我国的煤炭消费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杨金田:我国煤炭消费的总量、分布、结构及技术水平等因素均对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煤炭消费增长迅速导致巨大的污染物排放负荷。目前我国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50%,远超美国(13.5%)、欧盟(7.7%)、日本(3.2%)等其他经济体,巨大的煤炭消费量导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大气汞排放量高居全球首位。

  其次,煤炭消费空间分布不均衡引发区域性复合型大气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三区十群为代表的重点区域,单位面积煤炭消费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 倍左右、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由于污染物排放密集,加之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速、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各种污染物相互作用并远距离传输,以PM2.5、O3、酸雨为特征的区域复合型污染呈加剧态势。

  第三,煤炭消费结构不合理加剧了城市煤烟型污染。目前我国电力行业煤炭消费量仅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50%左右,远低于美国90%的水平,大量的煤炭消费集中于工业锅炉、炼焦炉和建材窑炉,复杂的排放源构成使得我国成为全球大气污染控制体系最为庞大、构成最为复杂、减排难度最大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城市煤烟型污染。

  最后,煤炭利用与污染控制技术水平较低导致污染物排放绩效偏高。目前我国燃煤锅炉运行热效率在60%左右,比先进国家低15%~20%,并且基本没有脱硝措施,脱硫和除尘技术水平也偏低。原煤煤质差、动力煤入洗率低,也影响了我国的燃煤污染控制效果,目前我国原煤平均入洗率仅为51%,低于发达国家水平(55%~90%)。

  因此,我们应该对煤炭消费采取总量控制政策。

  燃煤大气污染控制国际经验

  《21世纪》: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控制燃煤改善空气质量方面有哪些经验?

  杨金田:近半个世纪以来,煤炭在欧盟国家一次商品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由50%降低至15%左右,天然气和核能消费比重提高。欧盟煤炭消费量持续下降的原因,除了天然气、核能使用量的增加为煤炭替代创造了条件,还因为工业化基本完成,冶金、建材等高煤耗行业的能源需求量逐年降低,同时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煤炭消费量的降低,改善了欧洲的空气质量。

  日本的能源资源主要依赖外部供给,能源品种和产业结构受到诸多制约,因此更侧重于应用先进技术实现节能与污染物排放量的削减,以烟气脱硫为代表的燃煤大气污染控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日本的烟气脱硫技术在研发和应用上都领先于欧洲和美国。从应用的时间上来讲,以“石灰石——石膏法”为主流的湿法烟气脱硫技术从上世纪70 年代开始就在日本的燃煤电厂上进行推广,而在美国和欧洲,由于大气污染控制政策的要求相对宽松,这一技术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后期才开始得到推广和应用。

  美国的煤炭消费量近半个世纪以来增长了约1倍,但煤炭消费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下降,除了大气污染控制水平提高的因素以外,更主要得益于煤炭消费向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相对较高的电力部门集中。

  以SO2排放控制为例,1970~2010年期间,美国电力部门的吨煤SO2排放系数降低了90%,工业锅炉的SO2排放系数下降了50%左右,总体水平比电力部门的排放系数高出约4倍。从煤炭消费的部门分布来看,1950年以来,美国电力部门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10 倍,而工业煤炭消费量减少了2/3,民用煤炭消费减少了99%,2010年电力部门的煤炭消费量占美国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达到了93%。美国的经验表明,积极调整煤炭消费结构,控制分散、难以控制和难以监管的设备(如工业锅炉)的煤炭消费总量,同时以技术手段控制大型集中式燃煤锅炉(如电厂)的排放,也能有效地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2030年出现历史性转折

  《21世纪》:您认为,我们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政策方面,应该制定怎样的中长期路线图?

  杨金田:根据《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在2020 年以前,特别是“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转向科学发展轨道、决定能源转型的攻坚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期,在此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应实现重大调整,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结构将有显著变化。通过实施科学、绿色、低碳能源战略,预计到2030年前后,我国能源发展将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是:节能、提效达到先进水平,能源结构明显改善,煤炭年利用量越过峰值,煤炭科学、安全生产和洁净化利用达到先进水平,燃煤污染问题基本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基于以上战略判断,并从空气质量改善的实际需要出发,我们应尽快制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路线路。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就应开始实施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尤其是在空气污染严重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重点区域,以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推动经济转型,为节能减排和空气质量达标创造条件;“十三五”及以后应结合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战略,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范围扩大到其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并结合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需求,择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从控制模式上看,近期建议采取区域控制与行业控制相结合的控制模式,中长期应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需求,将国家总量控制提上议事日程。

  区域燃煤控制四项措施

  《21世纪》:为了落实区域煤炭消费控制战略,您认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可以采取哪些主要措施?

  杨金田:首先,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区内,要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指标逐级分解,确定各级行政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目标。同时,要建立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责任制,加强监督考核,将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并向社会公开。

  其次,优化煤炭消费空间布局,重点地区增加天然气和电力输入量在产业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布局方面,要充分考虑地区环境容量、资源禀赋等因素,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重点区域建设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严格项目准入。京津冀地区禁止新建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电厂以及钢铁、水泥、焦炭、有色冶炼等高污染项目,并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关闭、搬迁现有污染企业。在能源供应方面,京津冀地区要增加天然气供应,提高电力输入量。

  同时,调整燃料煤消费结构,降低小型燃煤设施煤炭消费比例。由于火电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集中,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技术成熟,单位燃煤的污染物排放强度远低于小型燃煤设施,因此应逐步提高电力行业的煤炭消费比例,积极推进热电联产为工业和民用采暖供热,降低其他工业锅炉和民用燃煤设施用煤比例。此外,建议应用高效洁净的燃煤技术,减少单位煤炭消费的污染物产生量为提高燃煤品质,应严格限制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的开采与使用,并提高动力煤洗选比例,力争将煤炭入洗率逐步提高到70%以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应用超(超)临界发电技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等高效、洁净发电技术,并继续推动电厂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技术的深化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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